二月份的季風依舊強勁，在沿海挺逗了大半個月的船隊在南下途中毫不費勁。算算時間就快要到目的地了。
中華號上，梁明微笑着向一旁的幾個歐洲人問道：“卡尼基船長，你說現在距離拉瓦格最多隻有兩天的路程是嗎？”他的心情很不錯，這次南下的冒險之舉不僅一帆風順，而且收穫很不小。
隨從左右的李根富馬上向克勞德·卡尼基翻譯了出來。李根富的英語很不錯，他這個人簡直是個語言天才，不僅精通葡萄牙語、西班牙語，就是在澳門很少被使用的英語也說得不錯。偏偏此人家事單薄，僅有父母和兩個弟妹，梁明到了澳門剛打聽翻譯的事就聽說了他。此後的結果就不言而喻了，在李家留下一千兩銀子後李根富就是他的了。
有了李根富的加入，梁明的澳門之行收穫不小，除了又拉了九個翻譯外還買了一份南洋的海圖，雖然花了三百兩銀子但梁明依然感覺是自己賺了。
“當然，尊敬的將軍。”克勞德·卡尼基雖然是瑞典人，但也是經常跑中國線的，對南洋各地的普補給點了如指掌。“最多兩天”，他伸出手比劃了一下，“您可以去問問肯尼茲·森先生，他是也這樣認爲。”
“是的，尊敬的將軍，我們可以用生命保證這是個事實。”肯尼茲·森連忙答道。克勞德·卡尼基說的是英語，雖然有些生硬但肯尼茲·森還是聽得明白的。
肯尼茲·森是英國人，和克勞德·卡尼基這個瑞典人一樣是在廣州外海被梁明拿住的。梁明在那裏一共劫殺了五艘歐洲商船，除了一艘不識像的被擊沉外餘下四艘都是很聰明的投降了。這四艘商船來自是個不同的國家英國、瑞典、西班牙、荷蘭，梁明笑了，這還沒開打呢就有人送上門來了。行，正好練練手，對西班牙、荷蘭的兩艘商船梁明毫不手軟一律斬殺，當着克勞德·卡尼基、肯尼茲·森的面兩艘商船上一百四十號人被砍了腦袋。
看到那一百多顆血淋淋的腦袋，克勞德·卡尼基和肯尼茲·森都崩潰了，此時的梁明這些黃皮膚的中國人在他們眼中簡直就是地域的撒旦。面對梁明的要求他們無有不應。特別是在梁明攻殺了巴斯科的西班牙駐軍後，這種畏懼已經深深的刻入了他倆的腦子中。
巴斯科是西班牙最南邊的殖民地——巴坦羣島上唯一的城鎮，裏面有一百五十人的駐軍和四五百的西班牙平民。周邊散居着四千多當地土著，當然還有少數的華人。
就在三天前，梁明的到來使得這裏化爲了殺戮之地，全部的西班牙人和三千多當地的土著被殺戮一空，僅剩下顫顫巍巍的二百多華人。現在這些語言尚不相通的二百多華人都被梁明帶上了船，雖然這二百多人還不清楚梁明的身份，但他們很明白自己是上了賊船。因爲就算交流有些困難，但穿着打扮是看得出來的，梁明船隊上下都剪了辮子，這可是殺頭的大罪。
巴坦羣島不是個好地方，這鬼地方常年有頻繁的破壞性颱風。農業以塊根作物，特別是番薯，爲主要糧食作物，剩餘的部分用於少量牲畜飼養業。漁業是補充性經濟。房屋用石頭和瓦片爲材料，建在避風處或樹下。要不是看在這是個不錯的補給地，西班牙殖民總督是不會從原本不多的兵力中抽調出一個連隊在這裏駐留的。
梁明真麼會待在這裏。他早已經瞅準了個好地方——拉瓦格。這拉瓦格位於呂宋島西北端。拉瓦格河口北部。臨南海。當地地西班牙駐軍有一個營。但僅僅是四五百士兵根本對梁明構不成威脅。這地方是玉米、水稻、菸草集散地。還是一個很不錯地漁場。梁明現在最需要地就是糧產地。兩個月下來。從榮成起航時裝載地近七萬擔糧食只剩下一半了。餘下地最多也就能撐兩個月。所以儘快取得糧食產地纔是最重要地。
李根富若是到了現代那就是最頂級地翻譯人才。梁明覺得他地水平已經達到隨聲翻譯地地步了。滿意地點了點頭。這兩個人是很珍惜自己地性命地。兩天後。只要兩天就能到了。
心情大好地梁明決定安慰一下這兩位功臣。“克勞德·卡尼基、肯尼茲·森”。蹩嘴。“你們儘可放心。只要到了拉瓦格我會立刻就放了你們。你倆地船隻、貨物一點都不會少。同時我還會獎賞你們每人一萬兩白銀作爲感謝。”
克勞德·卡尼基和肯尼茲·森有點暈了。李根富地話在他們聽來是那麼地不可思議。能保着性命已經是萬幸了。沒想到自己地商船還屬於自己。甚至還有一萬兩地白銀。真是不可思議！反應過來地二人連忙感謝道：“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地將軍。對於您地仁慈………………”
梁明笑了。“仁慈？”。“你們不是應該認爲我是撒旦地化身嗎？想一想那兩艘商船？還有巴斯科？”
克勞德·卡尼基、肯尼茲·森二人地臉色立刻白了。巴斯科地情景對他們說簡直就是地獄。不過現在二人還不回傻到去承認。強忍着心中地反胃。二人臉色蒼白地又是一番讚揚。
梁明沒再看玩笑，他知道像這樣的大屠殺在西方是很少見的，準確的說是很少見到被施展到白人頭上的。梁明不想放二人回去後被渲染成地獄的使者，他自己的聲明並不重要但是整個大中華的聲明是需要維護的，畢竟現在自己在二人眼中代表的是中國人。
因爲對歷史的愛好，梁明勉強稱的上算是一個知識面廣，對大多數國人不知道的“16——18世紀歐洲中國熱”還是稍有瞭解的。很多初中生、高中生對於歷史課本中歐洲啓蒙運動中（法國爲最，例子：伏爾泰、杜赫德）描述的“儒學”鏡像感到不可思議，甚至認爲是自己給自己貼金。但那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而讓歐洲人改變對中國看法的時間就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梁明不像讓自己的作爲成爲其中的推進助力。